从艺术探索到产业改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从1977年开始，在“文革”中遭遇重创的中国电影也进入了复兴年代。上世纪70年代，走出十年动乱创痛的电影人们用电影展示伤痕、用光影反思历史；上世纪80年代，新锐电影人们在作品中反思传统文化，同时在电影语言上进行大胆创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步入转型期，市场的锣鼓声愈发响亮，中国电影业完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艰难蜕变；自2002年起，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电影全面启动产业化改革，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电影产业链的逐渐完善、各种类型电影制作经验的日益丰富，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电影的生产力、创造力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市场从2001年仅收获10亿元票房，飞速发展至2017年创造高达559亿元票房，并一举跃升为仅次于北美地区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改革开放40年来，无论是以谢晋、谢铁骊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创作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今夜星光灿烂》，还是以谢飞、吴贻弓、黄蜀芹等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创作的《香魂女》《城南旧事》《人·鬼·情》；无论是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创作的《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还是贾樟柯、王小帅、宁浩等新生代导演创作的《三峡好人》《青红》《疯狂的石头》，均以积极探索创新的精神，分别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电影的认识理解出发，表达了创作者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理解与体验，呈现出独到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追求。这些创作者及其作品不仅为国内观众提供了优秀的精神文化作品，同时也向海外观众展示了中国电影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在11月7日于广东佛山举办的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高峰论坛上，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业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探讨、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的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希望借此深入总结40年来中国电影事业的文化意义及产业价值，热情展望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看来，引进大片、建设影院、拍摄类型片和降低拍摄门槛，是中国电影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快行轨道的核心推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观众流失严重，国产片数量寥寥，可以说是“无片可放，无人想看，无人要干”。“从1994年起，《亡命天涯》等美国大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后，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重新将观众吸引进影院。”陆绍阳表示。2002年时，全国影院数量为1024家，银幕数量仅1845块，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影片放映，电影投资商与房地产商、购物中心合作，把影院的地址设置在繁华商业区，政府也采取新建影院补贴的方式，鼓励新建影院。“目前中国已经有超过5万块银幕，成为全球银幕数最多的国家，并且拥有世界一流的放映设备。”陆绍阳说。

为了应对美国大片的竞争，中国电影创作者在拍摄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的过程中，较多地借鉴、使用了好莱坞类型片的制作模式。“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的竞争过程中，快速提升了自身的艺术水准和工业水平。”陆绍阳表示。此外，在1995年以前，只有在册的16家国有制片厂才有电影摄制权，每家制片单位每年拍摄的影片数量也有指标限制，由主管部门下达“配额”。直到2002年，国务院颁布新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有效降低了电影摄制准入门槛。“中国从原来每年仅拍摄几十部电影，到如今有上千个投资主体介入产业当中，电影年产量近800部，电影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陆绍阳说。

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在这之中，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与生产成就尤为突出。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40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建构国家形象、弘扬正能量、凝聚人心方面作用巨大。“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诞生的《开国大典》《大决战》《大转折》等一批具有史诗特质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叙事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进行区分，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取得胜利、反动势力怎样走向失败的历史事实。创作者将党的历史、革命历史进行影像化处理，建构了党的形象、人民军队的形象、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让观众对国家、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

与此同时，近年来又有一批主旋律电影吸收了爱情、悬疑、动作等类型片的元素，一改大众对主旋律电影的陈旧印象。“无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风声》，还是《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这些作品在借鉴商业电影类型元素的基础上，也很好地行使了主旋律电影传播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陈犀禾举例，《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以明星商业策略吸引年轻观众，在勾连起革命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内在联系的同时，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国是合乎逻辑的历史进程；而《智取威虎山》《铁道飞虎》等影片则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了现代阐释，并将现代青年的父辈记忆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串联起来。“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缝隙，使当代观众重新认识与回顾革命历史，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 ”

清华大学副教授梁君健进一步将《中国合伙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 》《红海行动》等一系列取得市场与口碑双丰收的主旋律影片定义为“新主流电影”，认为这类影片的发展与成熟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新主流电影’一方面能够取得市场佳绩与良好口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主流精神与正能量。口碑、票房、主流意志，通过这些作品达成了相对的一致性，这也让‘新主流电影’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获得了真正成功的实践性成果。 ”

梁君健总结，“新主流电影”的特点主要包括6个关键词：“正剧题材”“精良制作”“低起点人物”“个体视角”“国族情怀”与“认同想象”。“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主旋律电影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除了严格执行类型规则之外，《湄公河行动》《战狼2 》《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更深层次的成功都来自于对主流价值观在个体与国家关系层面的创新阐释，尤其是实现了从‘人人爱国家’到‘国家爱人人’的陈述方式转变。”梁君健解释，这些影片中角色的英雄行为代表的不仅仅是抽象的国家，更是这个国家中具体的公民。“观众从这些英雄的身上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影片的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成功地得以重新整合。”

从规模扩张到核心竞争力提升

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专家们也指出了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意见与建议。陆绍阳通过回望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认为其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上，即先把市场做大，再解决其他问题，陆绍阳称之为“做大蛋糕论”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只要市场做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觉得这个行业有前景，资本自然就会跟进；与此同时，只要市场足够大，电影多样化的局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小成本电影的放映空间、艺术院线的建立等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

但事实上，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为何电影的多样化以及创作的高峰并没有随着市场的繁荣而出现？陆绍阳坦言，如果中国电影依旧照此路径前行，可以预见其面貌不会有本质的改观。“原因有二：其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改变；其二，一旦观众养成了某种口味，短时期内就很难改变。”陆绍阳认为，这种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的发展路径，其实是需要反思的，“一味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有可能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导致文化产品越来越单一、观众品位逐渐降低、创作者的创新动力愈发匮乏。”在陆绍阳看来，中国电影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今后将迎来中速增长时期，这就需要中国电影及时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的扩张转到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来。“未来，我们要从追求数量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要从单纯管理思维转变为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要从传统工艺转变为向现代工业迈进，要从单纯对技术的追求转变为对人文的培育。”

在快步迈向全球最大电影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发展的意义而言，中国电影能否走出当前困境，真正实现产业化、真正走向全球市场，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中国电影创作者能不能联手抵制唯票房主义和唯市场主义，做到精益求精，充分释放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二是中国电影人能否根据电影全球语境的发展和变化与时俱进，毅然决然地抛弃单维的选择，调整自己的规则、破除概念的迷局，自做工夫，奔向自由自在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如是说。

来源：中国艺术报